春秋战国时代的礼乐体系具有文化原型意义,其表现出的神性与理性的张力状态构成了轴心时代的基本母题。春秋以降,伴随人地位的提升,以及鬼神信仰的式微,礼乐体系呈现出庙堂与民间、天命与人生、理性与感性的多重断裂,神性退场与理性凸显彼此互渗,并达到某种平衡。这种情况在以礼乐为题材的出土文物(如绘画、服饰、陶俑、日常器皿)中表现明显,它们表现的主题逐渐由赞颂天德向高扬人德滑移,呈现出“人化”礼乐替换“神化”礼乐,以及现实艺术功能论替换神秘艺术功能论的总倾向。礼乐观念产生变革的动因在于士人理性对统治者治理需要的迎合。国家层面对礼教外衣的依赖与士人阶层建构文化身份的努力取得了价值共识,从而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达成了对礼乐信仰体系的重建。客观而言,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乐体系在破坏之殇中亦蕴蓄建设之功,从而使其成为古代礼乐文化发展的关键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