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关于“农”之身份,往往“农商”“农虞商”“农工商贾”“农工商虞”“农工虞商贾”“农畜工虞商贾”并说。“农”指示职业即经济生活主题,并不具有阶级等次区分的意义。“农”作为社会身份,又有“农民”“农夫”“田农”“老农”等表述形式。少年司马迁有“耕牧”经历,熟悉农耕实践,亲近农村生活,对于农业经营有一定了解,对于农人艰苦生活心存同情。“农士工女”表述以“农”领先的顺次排列,除了对农耕在当时国民经济格局中地位的肯定而外,也表现出对作为支撑社会基本构成的主要支柱农人的尊重。司马迁似乎并没有对标识为“农”的行业人口进行明朗的阶级划分。《史记》所见“中家”“中民”,在农业人口中,或许可以对应《汉书》所见“中农”。《礼记》“上农夫”“中农”“下农夫”身份标识对于全面认识当时乡村社会结构有重要意义。他们的社会表现,司马迁应当了解。而“佣耕”“庸耕”涉及农村雇佣劳动关系的记录见于《史记》直接的记述。导致秦王朝覆灭与数年社会动荡的民众暴动使用“鉏櫌”等农具,后世所谓“黔首化为盗贼”者,其主要参与者是“起于陇亩”的农人。而《史记》言“天下之端,自涉发难”。所谓“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是由“少时”有“佣耕”经历的农人陈涉自大泽乡“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