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七八月间西安之行的见闻和体验,作为人生记忆在鲁迅的生活、思想与创作中留下了鲜明印记。本文讨论的是苍蝇、鸦片、函谷关三种记忆。去程途中陕州的苍蝇即被鲁迅通过比喻性的阐释转化为社会批判工具,对于陕州苍蝇的记忆,1926年在鲁迅杂文《马上支日记》中得到突显,而且与鲁迅1925年至1926年间建立的“苍蝇话语”直接相关。鲁迅在西安品尝鸦片,是为了尝试获得创作灵感,也是一种仪式性的“破戒”行为,意味着对于少年时代以来鸦片造成的心理障碍的克服。返程途中游览的函谷关对于鲁迅来说是符号性景观,十余年之后在小说《出关》中成为鲁迅整合西安讲学记忆、思考儒道关系、人生价值的“记忆之场”。鲁迅的西行记忆之中蕴含着社会、伦理、历史、美学、心理等多方面的内容,参与了晚年鲁迅的主体建构,因此西行之后的鲁迅生涯成其为鲁迅的“后西安时代”。